知识分子的责任(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普通公众的常识——回归常识(6))

知识分子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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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奇异之光

美国大选终于尘埃落定。在这长达两个多月间上演的种种“大戏”,由于美国在世界上所拥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遂受到美国之外的更多人的普遍关注,其后果也必将对美国乃至世界未来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近日,围绕美国各大主流互联网平台相继查封以Trump为首的一干颇具影响的支持者的事件,正在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赞成与叫好者有之,批评与谴责者有之,或涉及国家安全,或涉及言论自由,或涉及宪法法律等等,不一而足。而在这些讨论与争论中,焦点之一就是:

总统,由于代表着政府权力和国家形象,有着远非普通人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力,自然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受到更严格的监督,因而也要为被查封——这一严重后果负责。

处于美国政治风口浪尖上的人(引自网络)

没错,正是基于掌握巨大权力的政治人物的不可靠,公众对政府以及这些政治人物始终怀有警惕,因而提出要将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是美国民主宪政体制赋予公众的责任。

纵观历史,许多政治人物对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的巨大影响毋庸置疑。常常是在历史的重要时刻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历史走向得以改变,因而这些政治人物,或因伟大而倍受后人称颂,或因为罪恶而为后人千夫所指,此为常识。

然而,对于那些对社会深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呢?

何为知识分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索维尔是这样界定的:它是一种职业,其特征是人类“理念的处理者”。这些人是一群理念的动物,其思考路径基本是以理念为起点,以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为终点。这些人包括思想家、哲学家、作家以及人文学者等。

索维尔(Thomas Sowell,1930—,引自网络)

按照这样的定义,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知识分子,如外科医生、工程师以及从事相关理工科职业的人,并非这里所指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这样的知识分子,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完全可以与上述政治人物比肩,甚至远超他们。从东方的儒释道到西方的希腊先哲,从黑格尔马克思,到潘恩卢梭……,他们从来不曾握有权力,但那些握有权力的政治人物,无不深受他们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所发挥的舆论作用与观念影响力的权重似乎越来越重。

经过近几个世纪的各种思潮的实验,发生在多个国家无数事实告诉我们,重新看待、评估和反思知识分子的作用异常紧迫。

黄昏日落

理由何在?主要基于以下事实:

实践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其实拥有巨大的权力。因为他们只需要在书斋里发表原创性的思想,只要他们身边有一群拥趸者与传播者,他们就可以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互联网日益发达的时代。而他们思想与理念的许多消费者,除了求知欲旺盛的学生外,正是那些握有权力的社会精英,诸如政治家、金融家、企业家、教授、律师等等。倘若这些人将错误的理念付诸实践时,便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然而灾难过后,人们常常会把矛头直指政治家与精英,甚至指向被误导的受害者和普罗大众,但却极少要求那些在聚光灯下的知识分子负责。

这就是典型的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等。

知识分子可以不用为自己的理念所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直接负责,哪怕他的理念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也是如此,这事儿怎么想都觉得荒谬,但无情的事实就是如此。

落潮后的湿地

这里,沿着索维尔对知识分子的反思,对缺乏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的种种不良影响做如下扩展:

1)知识分子往往将自己看成是道德与正义的化身,有时甚至以人类拯救者自居。他们无视人性的复杂与不堪,却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在头脑中构建出一个完美的改造社会蓝图,认为一旦实现了,就会建成人间天堂。

然而,任何社会总是善与恶的混杂,人类历史上也从未缔造过完美的社会,将来也不可能真正完美。好的知识分子从来不会承诺最好的东西,而是小心翼翼地去选择最不坏的那个。有哲人如此宣告:那些把人类引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的意愿铺设而成的。

2)知识分子往往缺乏责任与担当。当自己的思想、理念在现实中明显失败后,他们善于掩盖错误并为自己的错误寻找合理化的借口,再加上语言、写作和诡辩原本就是他们的所长,因而他们总是正确的。

真正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不但应该勇于承认错误,而且要为自己的失误承担道德责任,其中最重要的是: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要充分考虑和顾及自己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特别是不良后果才是,这就如同科学家必须慎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一样。

3)有些知识分子,常常是理念上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他们构建美好蓝图却从不考虑那蓝图如何在脚下落地?落地后带给公众的后果是什么?他们不认为具体的操作性该由他们承担与实施,就如同有些人,号召国家应该接收全世界所有有需求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难民,但却从未想要打开自家大门,去收留哪怕几名近在咫尺的难民。

4)知识分子往往出于生存与利益的需要而成为依附者。他们的行动常常会与他们的理想化理念相分裂,从现实利益与实用的角度出发,或谄媚权贵,或迎合民众,因而堕落为美好理念的亵渎者。然而,真正知识分子的担当,不仅体现在反抗权力的蛮横上,也同时体现在抵制群氓的愚蠢上。

无题(图片引自网络)

上述对知识分子的反思,并不是要对知识分子在人类历史上产生的重大贡献一笔抹杀,而是要让我们认清:并非所有被人们拥趸的思想或理念都是有益的,我们要像对那些握有巨大权力的政治人物始终保有警惕一样,对产生思想或思潮的源头,也要进行必要的约束,同时还要小心提防思想谬误对公众的侵蚀。

前者,无疑需要呼吁并重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强调不仅仅是针对前人、更是针对自身的自我批评、自我批判与自我承担意识。而责任,特别是道德责任的基石,则是源自信仰,以及由信仰主导下的人类普遍认同的共同价值观。

而后者,便是让那些并不掌握复杂思想、也弄不清楚当今被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诸多名词概念的普罗大众,用最基本的、诸如 1+1=2 这样的常识,来提高我们自身的起码免疫力。

正如面对目前流行的新冠病毒一样,前者是源头,需要共识。而后者除了包含有共同的信仰基石外,短期内或许比前者更有效,但却更难。因为我们现今已被互联网上汹涌而来的众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所淹没,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获取思想与真实的渠道,正在变得越来越不依赖于有益书籍与自身的第一手经历。

曾经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后成为欧洲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的雷维尔这样评价媒体对社会的影响:

电视荧屏上所播映的经过过滤的信息,塑造出我们当今时代的模样。

雷维尔(Jean-Fran?ois Revel,1924—2006年,引自网络)

索维尔例举了美国历史上大量的实例与统计数字来说明:“基于对自身所代表的理想与正义的维护,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这样的手法来创造他们自己的现实:筛除掉那些与他们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的观念正好相反的信息。例如过滤信息,报道那些经过选择的非典型样本,压制一些全面的事实,或者去除掉词汇中不合用的意义或内涵,等等。”

1983年,美国经济正在从衰退中复苏,50个州中有45个州的失业人数开始下降,但ABC新闻却偏偏选择那5个失业人数没有下降的州来进行新闻报道:“那里的失业情况是最为严重的。”这虽然是事实,但却给人以这几个州仅仅是普遍恶化情形中最坏的例子的印象。

对于无家可归现象的另一个报道的例子:伯纳德?金伯格在CBS新闻节目工作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一区别:他在街上亲眼看到的景象与电视节目中播报的景象之间完全不同。“人行道上见到的无家可归者,大多数是酒鬼、瘾君子或精神分裂症患者。当他们把纸咖啡杯举到你面前‘要’钱时,口中嗫嚅着疯话,或用阴森的眼睛盯着你……”但我们乐于展现到电视上的无家可归者则是,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你我的邻居,像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甚至“他们不仅仅像我们——他们就是我们!”

现象?本质?(图片引自网络)

除了筛选,还有隐瞒。一个例子是对苏联20世纪30年代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制造的饥荒这一事件的报道,在这次事件中,有数百万人丧生。《纽约时报》莫斯科站记者华尔特?杜兰特写道:“这里没有饥荒,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他因此获得了普利策奖,普利策委员会表彰他的报道“有以下的特征:富于学识,深刻,判断无偏见,同时也极为清晰”。

但与此同时,英国作家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从乌克兰发回报道说,那里的农民处于实实在在的饥荒之中:“我是指绝对意义上的饥饿,而不是指像多数东方农民所面临的营养不良,或一些欧洲失业工人所遭遇的营养不良,而是指好几周的时间里都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吃。”几十年后,有学者在研究中估计,有600多万人死于那场持续三年多的饥荒。后来,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国家档案馆开放,更多研究过档案资料的学者对饥荒死亡人数的估计,与之前的研究相符,甚至高于有关的死亡人数。

真滴假滴?(引自网络)

除了隐瞒,还有对人物的虚构,这在即使是美国这样的标称民主国家中也屡见不鲜,而在某些国家,情况更为明显。媒体中的人与真实世界中的人,其反差之大令人乍舌,这里不再展开。
 
面对上述种种似是而非的报道,当人们试图了解并追踪事实真相时,《XX时报》的公共事务主编却告诉人们:我们没有人是客观的。

这又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有些人把过滤和不过滤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夸大到不可解决的程度时,当接近事实的公正与完美的公正被混为一谈时,还原真相便被视为一种不可能做到的事。

是的,没有人是客观的或不偏不倚的。尽管科学的方法能够达到客观,但是科学家却无法做到完全客观,也不需要做到完全客观。事实上,科学方法的整个意义正在于:去寻求可靠的信息,而不依赖于特定科学家个人的主观信念或偏好,也不依赖于对所有科学家都做到客观的任何希望。

一个科学家,如果他过滤掉与他所偏好的、与癌症理论相反的事实,那么他将会名誉扫地,而且再无人去信任他。

一个工程师,在建造桥梁时如果过滤了特定事实,结果造成桥梁坍塌甚至伤到了人,他就会被起诉为渎职罪。

然而,当那些被喻为“社会工程师”的知识分子,倘若过滤掉他们已知的事实并最终导致了社会灾难的话,他们却不用面对这些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就没有责任。

于是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这种失衡。

顽童般的爱因斯坦(图片引自网络)

那么,对社会舆论具有重大导向作用的主流媒体呢?当它们每天用上述这些东西展示给公众时,它们所承担的社会道德责任何在?又如何体现呢?

进而,那些少数可以掌握每个人话语权的超级网络公共平台呢?它们的行为是否又应该被制约?又如何制约?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的强大甚至超过了政府,现任总统账号被永久禁用便是一例。

如此种种,确是现今社会因高科技手段而快速演进带给人们的困惑。

而我们应对这一乱象的最基本方法,就是回归常识!当我们被许许多多眼花缭乱的现象所弄得不知所措时,不妨回到最简单的常识判断,这样或许反倒令事物更加清晰起来。

此文为阅读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思考的借题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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