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路线
郑和在永乐年间下西洋多达六次，加上后来宣宗又搞的一次，总共有七次。
在《明史·郑和传》中有如下记载：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
1，大军出使
两个“欲”字概括出它要达成的目标：一“欲”踪迹建文，二“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与一般出使只须准备国书和礼物，轻车简从不同，郑和率领的是数以万计的庞大远征舰队。显然是为了在寻访建文帝中准备的必要武力。
2，太监领军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领军将领郑和是一位宦官。
根据太祖遗训，宦官“不可使有功”。洪武十七年铸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成祖不顾祖训，开始使用宦官，也有宦官“奉使外国”的先例。而郑和是第一个直接统领军队的宦官，《明史》谓之“此将兵之始也”。
郑和七下西洋本为成祖寻访建文帝，树威海外，很快被后世淡忘。直到清末开始的中外交通史研究热潮，特别是梁启超对郑和这样一位大航海家的宣传，从各种新角度回顾这段历史，才衍生出了各种疑问。
一，郑和下西洋的路线
1，西洋
以后代的观点看历史，往往会有误解和臆断。所以，需要重新检视一番，比如郑和下西洋中的西洋在哪里。
明初的“西洋”与当今的“西洋”完全不同。
按当时概念，中国以东海面称“东洋”，从南海起，包括东南亚、孟加拉湾、阿拉伯海、红海至非洲东岸，都是“西洋”。
如今，这片洋面中东南亚部分称“南洋”。明末清初，随着基督教士的到来越来越多，中国原本的“西洋”概念渐渐改为专指欧美间的大洋。
而国内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也未见任何明示和强调此“西洋”非彼“西洋”的字句，仅将“西洋”二字打上引号表示有所特别而已。如果授课教师对此不加解释，学生就很难了解当时的地理以及历史概念，获得正确的知识。
2，建文帝的逃跑方向
朱允炆下落不明，如果外逃，向何处追踪是先要判定的一点。
当时中国的西面与北面是苦寒的荒漠，而且正北是蒙古的老巢，去那里就是自投落网。
东方是朝鲜和日本。朝鲜为属国，绝不敢造次。日本当时的幕府将军与中国关系不错，建文时遣使致国书，奉明正朔、称臣，还曾奉成祖的命令抓捕倭寇。东方排除后，剩下只有南方了。
南方是无边大海，貌似无路，其实不然，唐末以来已成中国亡命者的首选。郑和下西洋时，就发现爪哇国等地有大量的华人。
国人避难首选南洋，主要考虑的就是地理上的优势。一方面，相比朝鲜和日本等，这里有大海阻隔，中央王朝难以顾及；另一方面，人们对这条航线的往返比较熟悉，进退方便。加上华人聚集带来风俗、饮食、语言方面的环境，极利混迹藏身。综上可见，如果建文帝逃往异域，客观上没有比南洋更合情合理的去处。
3，下西洋的路线
现存下西洋史料，重要且确凿者有四种，即巩珍《西洋番国志》、费信《星槎胜览》、马欢《瀛涯胜览》和佚名《郑和航海图》，其中的错误较多。
1988年，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的《新编郑和航海图集》，将《郑和航海图》重绘为现代地图式样，是迄今权威且直观的图解。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注意到，伊斯兰在南印度洋所建势力范围，恰好是郑和舰队在非洲的活动区域，二者几乎重叠。
4，海上丝绸之路与治外法权
今天我们把古时中国与西方经由海路的交通商贸路线，比照“丝绸之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有人以为“海丝”与郑和下西洋有密切联系，甚至误以为郑和是“海丝”的开拓者。其实，“海丝”形成于唐代，至两宋完全成熟，且极盛期也在宋元。“海丝”并不是我们主动开拓，而是伊斯兰教徒寻求财富所致，是典型的阿拉丁式故事。
作为“海丝”两大起点的广州、泉州，均与阿拉伯客商有不解之缘。以泉州为例，在宋真宗年间建立了第一座清真寺。为了管理风俗不同的众多的阿拉伯客商，唐宋在广州、泉州等地设置了专门的“治外法权”。
“治外法权”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不同国家与种族间的文化各异、禁忌迥异，法律可能存在冲突。唐宋给与外商以有限“治外法权”，背后原因是开埠通商的获利十分可观。
二，为什么是郑和
1，郑和其人
主角郑和除了是内廷的高级宦官，还有一个重要身份特征，即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华人。
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提到，蒙古征服欧亚时，使大量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异域人士流入东土并逐渐本地化。郑和家族，正属于“华化人”之列。清光绪年间在云南府昆阳州（今昆明市晋宁县昆阳镇）城外发现了《故马公墓志铭》，写道郑和的身世：
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
以上可知，郑和原姓马，郑姓由成祖所赐。墓铭中的怪异处，是郑和的父亲和祖父都叫“哈只”。子孙沿用父辈祖祖的名字，在欧美、日本都很常见，但在中国则属于犯讳。
其实“哈只”也非其父祖的真名，墓碑的发现者袁嘉谷解释到：
祖与父同名，或者疑之，而不知不足疑也。昆阳马氏，本回教巨族，回教以曾经天方觐见教主者尊称哈只……华音译之，或作汉芷。凡有汉芷之称者，乡俗不复称其名，今犹然矣。
伊斯兰教发祥地麦加，中国旧译作天方。郑和的父亲和祖父亲赴麦加朝圣后，被尊称为“哈只”，不再叫本名。更有人考证出，郑和的祖先可前溯到元初名臣赛典赤赡思丁，即赛典赤五子中的第四子。《元史》记载，赛典赤在成吉思汗西征时“迎降，命入宿卫，从征伐”，入华后供职世祖年间，官至云南行省平章。《元史》本传：“赛典赤赡思丁一名乌马儿，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
别庵伯尔，系波斯语，意思是首领、领袖，专指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
原来，郑和体内竟流淌着先知穆罕默德的血液。
2，不二人选
郑和辅佐朱棣“靖难之役”有功， 更由于身世家世，与下西洋有一些深层联系。
高级宦官的身份使郑和获得了朱棣的信任，得以担任秘密的使命。他的另一得天独厚的优势——纯正回族血统和背景，更有益于下西洋。郑和不单祖上是伊斯兰名族，尤难得的是其父亲和祖父有亲自往返天方的经历。这至少意味着两点：一是有语言沟通能力，二是对地理比较熟悉。
当时下西洋整个地理空间都笼罩在伊斯兰航海光芒之下。让两位“哈只”的后人统领掌管舰队，无论从航海经验的吸收，还是从经停地方均是伊斯兰化区域考虑，都有不容忽视的实际意义。
三，地理大发现
郑和下西洋也可以看作是东方的地理大发现。
1，中西之间行为的比较
其一，起因不同。
郑和舰队的组建与出动，根本在于政治。欧洲人出海是为了发财和打破穆斯林占据地中海带来的地理束缚。
其二，难易不同。
郑和下西洋是倾国之力，哥伦布等人由私人或团体赞助。由此，两者在难易上不可同日而语。
其三，规模悬殊。
每次下西洋都出动接近三万人的远洋舰队，郑和担任水师的总兵。
哥伦布等人所率人员数十至百余不等，船只少则三艘多则五艘，物资缺乏，兵力不足。麦哲伦本人就是死于南洋土著之手。
2，对发现的探究
哥伦布西航，“发现”了美洲；达伽马南下，“发现”了绕过好望角可达印度洋；麦哲伦环球旅行，“发现”环球水路相通。郑和下西洋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也可以算是对未知世界的“发现” 了。
但是在元代，有两份确凿的文献说明中国对西洋已经了解，并且多次到达过。
一为马可波罗对“马达伽思伽尔”的记载：
大汗曾遣使至此山中采访异闻，往者以其事归报。先是大汗遣使臣往，被久留岛中，此次遣使，亦为救前使归也。
马达加斯加，也是公认的郑和下西洋航线终点。这说明，早在元朝就有人两次往返郑和下西洋的最远端了。
二是元朝末年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
书中记载了汪大渊本人到达的国家和港口，行程东起澎湖至文老古，西至阿拉伯与东非海岸。这与郑和舰队的活动范围如出一辙。
以上可知，明朝郑和的七下西洋，在中国的确就无从谈其“首创”与“发现”了。
严格来说，目前的判断只是基于“已知”或“公认”的史料与事实而言，不能排除下西洋可能有未知的一面。
比如分遣队，下西洋中以某个要地为据点，再派出小分队去往各处。但小分队的情况，现在已经难以得知了，给后人留下了各种猜想的空间。甚至有民间粉丝宣称，郑和舰队的足迹远超目前文献上所示的范围——他们曾经抵达并发现了北美大陆！
哥伦布等人的所谓“地理大发现”，除了在地理知识上的拓展、打开新的贸易通路，重要成果还在于物种的引入与传播。这使地球物种的分布大为改变，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的食物来源。在戴蒙德专讲地理因素对文明影响的《枪炮、细菌与钢铁》中，有许多生动描述。
反观郑和下西洋，却鲜有类似的新意可陈。郑和舰队就是一直穿梭在数百或上千年间船只往来的航线上，所以只能带回“麒麟”长颈鹿、乳香、胡椒之类已知的物品。所以，也不难理解这样以政治为目的的劳民伤财之举，必然难以为继，也历来被诟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