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请问您当初为什么要当老师？或者说您当老师的初衷是什么？
当老师其实不是我的选择，因为我大学毕业的1980年代还是统一分配，个人是没有自主选择的空间的。我当年就读于山西大学，这是一所综合性大学，毕业分配时学生有许多去处：报社、机关、基层、高校、党校、中学等等。我因为在大学期间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又在山西省作家协会刚创刊的《批评家》编辑部帮忙审读过稿件，主编董大中先生、副主编蔡润田先生便相中了我，于是毕业分配前夕，他们特意去为我跑了一个分配指标，想让我进省作协，但在真正分配工作时，却被一个来头很大的同学给挤掉了，结果她被分配到了省作协。董、蔡二先生见来的人不是我，便没让她报到，而是宁愿作废这个指标。后来，他们顶住了来自省委领导的压力，又经过一番非常麻烦的程序，果然把这个指标作废了。这件事情我已写到《我与〈批评家〉的故事》（参见《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文中，此处不再赘述。
也许是系里的分配小组没把我分配到我应该去的单位，心生歉意，所以就让我去了晋东南师专，那大概是晋东南地区最好的单位之一了。我就这样进了高校，当了老师。
所以，我当老师是身不由己，稀里糊涂，没什么代表性。
现在想想，我可能不适合当老师，因为嘴笨，脑子也不灵光。但不当老师又能做什么呢？而且，我在讲台上站了三十多年，也站出感情来了。如果下辈子让我选择，我就不选省作协了，还选北师大。当然，在选择之前，我得先练练我这张笨嘴，比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2·您觉得在现在这样大数据盛行和互联网+的时代里，新时代的教育事业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我想，最大的变化是教育正在朝着网络化、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我记得刚在北师大留校任教时，曾经对多媒体教室的功能，对讲课的技术手段所发生的变化深感震惊，为此我还与作家聂尔通信，谈论我对电化教学的种种困惑（参见赵勇、聂尔：《电化教学时代的文学教育》，《粤海风》2004年第4期）。但实际上，我很快便适应了这种新的教学方式，因为这是由不得你的事情，你必须适应。2009年，超星数字图书馆找我合作，录了我整整一学期的课程，然后他们制作成学术视频，把它变成了一种网络资源。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一门课程上网之后会产生巨大效应。如今，越来越多的课程已经被网络化了，人们也能轻而易举地获得各种各样的教育资源。这就意味着，教育已不只是校园中、课堂里的事情，它在被网络化的同时也被大众化了，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当然，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在网络上获取的。我指的是那种感觉和氛围，甚至是本雅明所谓的光晕或气韵。只有走在校园中，坐在教室里，你才能呼吸到教育中最本真的空气。
3·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您认为现在的教师应具有哪些基本的素质？
我觉得教师的基本素质是亘古不变的。比如，韩愈的“传道受业解惑”是对教师的基本要求，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教师的基本素质。就是说，假如你要当老师，那你就进入了“传道、受业、解惑”的游戏规则之中，那么你就要问问自己：你是否具备“传道、受业、解惑”的能力？你怎么理解“道”？你是不是得道之人？你受业日进无衰乎？你的知识与思想是否足以解惑？等等。所以，关于教师的基本素质，我觉得不必说一些花花哨哨的东西，能把这三项做好就已经很不错了。
许多年前，我读过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三联书店1991年版），其中有几句话印象颇深。他说：“大学教师首先应是研究者。……如果想把大学教师当作教书匠来用，那就错了。”（P145）他还说：“最好的研究者才是最优良的教师。……只有自己从事研究的人才有东西教别人，而一般教书匠只能传授僵硬的东西。”（P152）要做研究者，而不仅仅当教书匠——我觉得这也应该成为教师的基本素质。
4·您能对本届未教赛的选手送出一些寄语吗？
我想起阿多诺曾写过一篇《奥斯威辛之后的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1967）的文章，此文开篇的第一句话是：“对所有教育提出的第一要求是奥斯威辛不再发生。”我想把这句话送给大家。
2019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