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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赵天舒|西方哲学的“非连续性”传统:以布朗肖为中心 ——阿兰·米隆教授访谈(下)

阿兰·米隆(Alain Milon)现为巴黎第十大学文学、语言、表演博士院艺术史与表演史研究中心哲学教授,法兰西学术研究院(IUF)资深研究员,巴黎第十大学出版社创始人。研究方向涉及哲学、文学与当代诗歌,包括阿多诺、布朗肖的美学,从古典哲学到现代媒介中“身体”概念的演变,布朗肖的“极限体验”问题等,亦是西美尔作品的研究专家。主要著作有:《共同体中的局外人:列维纳斯与布朗肖的对话》、(2018)《阿尔托,语言之下:疯癫的现实》(2016)、《为了一种生态理性批判:自然之图》(2014)、《未定之图:观空间》(2013)、《嘶吼的裂缝:暴力与写作》(2010)、《培根:恐怖之肉》(2008)等。主编有《普遍经济的训诫:布朗肖-巴塔耶-克罗索夫斯基作品中的极限体验》(2019)、《阅读的挑战:黑暗托马》(2016)、《布朗肖:小说与叙述》(2014)、《布朗肖与哲学》(2010)、《列维纳斯-布朗肖:思考差异》(2009)等多部著作。
2019年9月,借米隆教授参加“审美、社会与批判理论的旅行”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机,我们邀请他做了题为《眼睛的疯癫》《共通体:我们缺失了什么?》《语言的放逐:命名的不可能性》三场系列讲座。讲座结束后,笔者于9月30日上午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会议室对米隆教授做了专题访谈。访谈问题由赵勇、赵天舒共同设计,由赵天舒现场翻译并根据录音整理成稿。
在回答中,米隆教授围绕着布朗肖、巴塔耶等人的思想,对“非连续性”传统、“极限体验”、“不作为”、“无用的否定性”等概念进行了解读,并批评了阿多诺、海德格尔、罗兰·巴特、萨特等人的理论主张,同时也对巴尔扎克、波德莱尔、卡夫卡、贝克特、萨洛特等作家,对介入文学与公共写作、知识分子上电视等问题,对布朗肖与中国道家思想比较的可能性等等提供了自己的看法。米隆教授不仅钟爱自己所看重的“非连续性”传统,而且爱憎分明,言辞犀利,个性十足,这是他在讲座和访谈中留给我们的总体印象。
该访谈刊发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1期,因版面原因,刊发时删去约五千字内容,此为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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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天舒:您在讲座中也提到了布朗肖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中性”(neutre)。中国的研究者认为:“‘中性’是隐藏在主体身后的黑暗空间,从这个空间出发,只会产生无法让人听懂的‘窃窃私语’(murmure),写作则是对这个话语的回应。”[1]这样的话,卡夫卡就成为这种写作的典范,这是一种面向“私语”的写作。对于这种面向“私语”类的作品,您觉得中国读者怎样读才能更接近其本质?
米隆:的确,若要区分布朗肖对卡夫卡的解读与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反思卡夫卡的方式,中性是一种方法。我以为,在后者中,唯物主义与物质性所占的分量过重,因此他们会以社会政治的逻辑去解读卡夫卡,即社会决定论。布朗肖也写了大量关于卡夫卡的文章,在他的著作《从卡夫卡到卡夫卡》(De Kafka à Kafka)中,我们会发现,从某些方面来看布朗肖对卡夫卡的解读,是对《无尽的谈话》中提到的“语言之外的写作”的另一种回应。德勒兹与伽塔利研究卡夫卡和“小文学”(littérature mineure)[2]的著作,便承接了布朗肖的思想,承接了这种用语言之外的方式写作的观点。所谓小文学,完全不是指少数群体的文学,这是错误的解读与翻译方式。它指的是强势、多数、成熟之中的弱势、少数、不成熟,即在一种标准语言之中找到一种先于这种标准的语言。譬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是这种语言状态的写照。而卡尔梅洛·贝内(Carmelo Bene)在《叠复》(Superpositions)中的著名表述,或者德勒兹和伽塔利关于卡夫卡的著作中的那些表述[3],即无语言的双语、自己语言中的双语、在自己的母语中使用双语,也都同样是对这种语言状态的描写。这些表述的灵感显然源自阿尔托(Antonin Artaud),而不是德勒兹和伽塔利发明了它们。这种无语言的双语之想法来自于诸多作家,譬如贝克特与萨洛特,尤其是阿尔托,而布朗肖则深化了这种想法。我自己是怎么研究阿尔托与语言的关系呢?我试图探寻,先于我母语的语言是什么,而我的母语是否形成于社会的文化灌输。当然,我们也可以从社会政治与历史的角度研究一个作家,以精神分析的方式解读他,阐释促使卡夫卡写作的动因,比如父亲、母亲、妹妹,甚至把他全家都纳入进来分析,为什么不呢。但是这毫无价值。更有意义的,是他自己的日记。我自己是我的回声,但是这个我总会自问,是否回声才是言说主体的声源;而回声也总会发问,到底谁是声音的起点和源头。发声者就是起点吗?借用贝克特的句子就是,“不管谁说话,有人说不管谁说话”[4];或者回声就是在说明不存在发声者,于是我们就来到了“陈述的集体排列”(agencement collectif d’énonciation)之中?在后者的意义上,借用德勒兹和伽塔利的术语,“陈述的集体排列”说明不存在言说的主体。
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法国诗人、演员和戏剧理论家,在代表作《戏剧及其重影》(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中提出了“残酷戏剧”的概念。
赵勇:但我还是想了解一下,布朗肖阅读卡夫卡是直接通过德语吗?像布朗肖这样精通多种语言的大家,他当然可以从语言的角度解读卡夫卡。但是比如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我们主要面对的是翻译作品,似乎从语言角度进入卡夫卡就变得非常困难。可是我知道一些中国读者,比如我的作家朋友聂尔,他阅读卡夫卡也是非常深入的,而且似乎也是从您刚才所言的社会之外的层面理解卡夫卡,进入到了其文学最核心部位。那么您觉得,是否即使不通过阅读德语,也能够进入卡夫卡的核心世界呢?
米隆:是的,布朗肖翻译过卡夫卡。去年,我们整理出版了布朗肖对卡夫卡的一些翻译。他是个很厉害的德语文学专家。当然他也受过古典教育,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此外,他还在斯特拉斯堡上过学。明年,也就是2020年3月,我要出版一本题为《卡夫卡与德国》的专著,内容是研究布朗肖对荷尔德林、海德格尔、卡夫卡、诺瓦利斯、保罗·策兰和尼采等人的翻译与评述。在《来自别处的声音》(Une Voix venued’ailleurs)中,布朗肖有一些关于策兰的精彩评述。
[法]布朗肖:《来自别处的声音》(Maurice Blanchot,Une Voix venue d’ailleurs, Paris, Gallimard Education, 2002.)
除了这个关于翻译的问题之外,我感兴趣的是我自己与我说的或我承载的语言之间的关系,而这与我们看待语言的方式密不可分:我对于语言的态度是什么?我如何感受语言?这是我自己的语言吗?就我个人而言,我把法语看做一门外语。现在我虽然在和您讲话,但是在讲话之前我首先在试图翻译或表达出我想对您说的东西[5]。我不知道我翻译或表达出来的会是什么语言,只不过最终的结果是,我将我想说的用法语翻译或表达了出来。但是,我并不知道在我脑袋里真正发生的是否是这个过程,我是否在用法语思维。对您来说这也许听起来有些矛盾,因为您会觉得我讲法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但是并非如此,我是在翻译。我在翻译,但是我不知道我的这种翻译式的表达是否呈现为语言的形态。这个关于翻译的问题,与我们通常在大学里思考的那种翻译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我还记得当我还是哲学专业的学生时,我参加过一次雅克·顿特(Jacques D’Hondt)教授的讲座,他是个黑格尔专家,我那时在巴黎第一大学读本科一年级。顿特教授的讲座是关于恩格斯的一本小书,《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们天真地以为他会评论这部作品,但是他整场讲座都在纠结一个翻译问题,某个词应该翻译成“源起”还是“出自”。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通常是我们对于文本实在不知道说什么,于是就躲到了翻译的问题后面。所以我们浪费了两个小时,听了一堂乏味的、言之无物的课。不过基本的翻译问题依然很重要,在哲学上有些曲解就源自于翻译的错误。我想起了另一个例子,2008年在台湾,我发现一些不会法语的老师在阅读德勒兹和伽塔利关于卡夫卡的著作时,由于翻译错误将“小语言”(langue mineure)理解为少数群体的语言,而并没有认识到,它应当是一种语言强势、成熟之中的弱势与未成熟状态。
雅克·顿特(Jacques D’Hondt,1920-2012)
现在回到您的朋友的阅读体验。当然,如果原文被正确翻译,如果译者再现了作者的思想,却还纠结翻译问题,这就只是那些对文本无话可说之人的语言伎俩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不懂作者语言的情况下,浸润在作者的思想之中。这也正是我和一些法国、德国还有台湾同事正在做的项目,一个关于赫拉克利特和老子的项目。我们所做的,是从一些概念入手,比如自然、存在、善、语言等等,去研究这些概念在赫拉克利特和老子那里都分别是如何被言说与概念化的。这个研究不涉及语言层面的问题,而是试图找到一些二人思想的共性,试图探寻二者之间的关联。我们并不触及翻译的问题,即一门语言中的某个词在另一门语言中应当被翻译成什么。当翻译先于命名(nomination)的时候,关于它的问题才是有意思的。也就是说,翻译并不是一种机械式的替换,不意味着用一门语言中的一个词去翻译另一门语言中的一个词。当翻译是一种内在与私密的活动时,它才会触动我。借用布朗肖《火部》(La Part du feu)当中的观点,翻译相当于思维的“短路”(court-circuit):火花迸现,电流断路,亦即非连续性。我的思想并非自动生成的,就如翻译也不是自动的一样。它是一种私密的活动,通过它我可以将语言的外壳剥去,并最终将之解体。
赫拉克利特与老子
赵天舒:您刚才提到了老子,您在讲座中也谈论过中国道家的“无为”思想,而老子《道德经》一开篇的说法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么,您所谈论的“命名-言说”、“耗费”与道家思想的深层关联在哪里?您能否进一步谈谈。
米隆:当然,事实上这与我目前在法兰西学术研究院所主持的项目有关。我和一些西方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同事在研究老子和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布朗肖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以《道德经》第三十七章为例,“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一思想很明显出现在布朗肖的《等待,遗忘》(L’Attente l’oubli)中,可是布朗肖却从没有研究过老子。显然,布朗肖在其作品中没有谈论过“道”,但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却呼应了他思考命名行为的方式。我觉得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布朗肖参考过《道德经》,但是两者讲了同样的内容,这很有趣。关于虚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布朗肖和老子的思想中。道家传统思考虚的问题,而布朗肖则思考“疲劳”(fatigue)与“不作为”(dés?uvrement)的概念。在《无尽的谈话》开头,布朗肖说西方哲学的连续性传统始于亚里士多德。以虚的概念为例,在西方传统看来,自然厌恶虚的概念。虚是一种缺失,而我们接受不了虚的概念存在,所以要将其填满,因此我们总是相对于实来思考虚。而东方传统则完全不同,这也是为何布朗肖“疲劳”与“不作为”的概念更有道家无为思想神韵的原因。无为并不是拒绝行动,西方人才会这么认为,因为世界具有目的性,我们被行动所定义,因此要生产,要行动。这种思想意思不大。布朗肖的想法更接近东方传统,尽管他的文化背景完全是古希腊罗马传统与犹太基督传统,原因在于他的思维方式与道家的无为思想非常相近。布朗肖以不作为为目的,不作为扎根于“作为”(?uvre)之中,表现为不可能性。不作为不是无能、失败或破产,而是通过呈现作为的不可能性而使之成为可能的东西。不作为孕育作为,而非我们一贯认为的,作为在先而后才有不作为。在法语中,如果我们说一个人不作为,意味着他无所事事。在布朗肖看来,不作为才是起点,不作为先于作为而存在。疲劳也是一个道理,它并非意味着精疲力竭,我并非因为精疲力竭而疲劳,也不是一种消沉的状态,亦非缺乏活力。对布朗肖而言它是一个事件,一个得以让写作见天日的事件。只有足够疲惫才会意识到,写作无法言说事物,也就是所谓的命名的不可能性。
[法]布朗肖:《等待,遗忘》(Maurice Blanchot, L’Attente l’oubli, Paris, éditionsGallimard, 2000.)
我们的研究立足于一种内在(immanence)的逻辑,这也是德勒兹所秉持的。以《道德经》第三十一章为例,“道常无名”。在法语中,“道”常常被翻译成“道路”(voie),因此会造成误解,因为道路立刻会让人想到途径(chemin),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来到某种宗教修行(parcours initiatique)的语义逻辑中,即像僧人或智者那般,以某种修行为途径(cheminement)进入智慧的世界。这就是很多西方译者想当然的翻译,赋予其宗教修行的色彩,例如佛教以及关于佛教的诸多粗浅理解与刻板印象。把“道”翻译成“道路”已经很成问题了,而马塞尔·孔什(Marcel Conche)[6]则沿用了这种翻译。而我们用了不同的翻译方式,在我们出版的文集《阅读的挑战:黑暗托马》中,有一篇讲布朗肖和老子的文章,在其中我们没有将“道”翻译成法语,赋予其名字,而是在译文中保留其原型(Tao)。这样的译法与布朗肖的逻辑很相通,因为在布朗肖那里,物也没有名字。对事物命名,就是将词与物固化,将之确定下来。哪怕有千万把椅子,一旦将之命名,椅子就被固定住了。但是加定冠词的椅子,即作为概念的椅子其实并不存在,只存在无数把作为单独个体存在的椅子。孔什把“道”翻译成“道路”,而我们则保留了“道”的原型。通过保留原文,我们便处于这种内在性之中。不把“道”翻译成“道路”,我们保留了这种定义事物的不可能性。相反,孔什的翻译完全改变了语义,加重了文本的伦理与宗教色彩,而削弱了其存在论的价值。他的这种翻译,与其说体现了万物无法被命名的单纯事实,倒不如说体现了某种头脑简单的教徒思维。道教思想并非某种宗教修行,我觉得它不是神秘主义,更不是道德说教。老子不是孔子,而是和孔子截然相反。相对于孔子我对老子更感兴趣,是因为他拒绝被一种专制的、说教的、伦理的、宗教的教条所束缚。您一定很了解这种束缚,因为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
[法]安卡·卡林,阿兰·米隆:《阅读的挑战:黑暗托马》(Anca C?lin et Alain Milon (dir.), Défi de lecture: “Thomas l’obscur” de Maurice Blanchot,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Paris Nanterre,2017. )
赵勇:您在讲座中也多次提到贝克特,但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贝克特更多是从荒诞派的角度加以理解的,非常缺少您所谓的“命名-言说-放逐(relégation)”的角度。缺少了您所谓的角度是不是一种重大损失?您觉得如何才能获得这种角度?
米隆:将贝克特定义为荒诞文学的作家,这是教学上的一种分类方式,并没有什么价值,只是贴标签罢了。我希望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荒诞”一词,荒诞的拉丁词源本义为发出空洞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非连续性必然意味着荒诞。
当然,所有这些将自己同语言的关系放在首位思考的作家,都处于极限体验之中。在我看来,布朗肖只谈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词语的已知意义之下还未表述出的东西,即只有在承认写作是不可能的情况下,写作才是可能的。布朗肖四十多卷作品,讲的差不多都是这同一件事。以《黑暗托马》(Thomas l’obscur)第二版为例,我觉得这部著作是布朗肖的核心文本,是其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然真正的落脚点并不存在,而这尤其体现在第四章关于语言的问题中。每个词语之中都蕴藏着全部词语,这就是该作品的核心。不过在对这一点的看法上,布朗肖读者的学术背景起着决定性作用,搞文学的和搞哲学的读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赵勇:我还想谈及波德莱尔和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等作品中,本雅明对波德莱尔、巴黎这种城市做出了强有力的解读,“闲逛者”(flaneur)、“拾荒者”“人群中的人”等等成为一种美学意象而为研究界所熟知。您在论文中对波德莱尔、现代性和纨绔子弟(dandy)的解读也非常精彩,说:“闲逛创造了一种幻象,仿佛可以从时间中解放出来。”您如何理解时至今日的现代性时间?彼德·康纳德(Peter Conrad)曾经说过:“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加速。”[7]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米隆:时间的加速,我说不好。我觉得波德莱尔是处在传统与现代的论争之外的。对他而言,现代性就是短暂与转瞬即逝(transitoire et fugitif)。在《1846年画展》,尤其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波德莱尔阐述了现代性所具有的一切特征。现代性并不意味着时间上的断裂(将古典与现代对立),而是立足于当下(présent),让当下变得伟大,这是波德莱尔的原话。插一句闲话,福柯的《什么是启蒙》一文,只是总结了波德莱尔提出的现代性的五个不同时间维度,却几乎没有直接引用波德莱尔的原文,这有些过分,因为我觉得他这篇文章只是对波德莱尔写过的东西的复述而已。回到正题,现代性就是这样,不是思考过去与现在时间上的断裂,而是让当下变得伟大。让当下变得伟大,这是一种讽刺,是闲逛。闲逛创造了一种仿佛可以从时间中解放出来的幻象,而现代人则享受自己同时间的关系。闲逛者将自己从时间中解放出来,正因如此他才将当下玩弄于股掌之中,而按照波德莱尔的说法,这种人就是纨绔子弟。纨绔子弟显然不同于追赶潮流之人。最后,波德莱尔说现代性体现在艺术之中。艺术的意义不在于它是有限的还是不朽的,它首先意味着一种反抗,而它是否能留存于时间中则是次要的。艺术是一种伦理,一种自由运用理性的伦理,正是这点使我成为人。当然马尔罗说艺术既是不朽的又是一种反抗,这就有点矛盾了。
[法]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郭宏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赵勇: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法国经典作家是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所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法国还受重视吗?您在讲座中提到过萨洛特,而萨洛特就是反对巴尔扎克的。她在《怀疑的时代》(L’ère du soup?on)(1956)中说过:“现在看来,重要的不是继续不断地增加文学作品的典型人物,而是表现矛盾的感情的同时存在,并且尽可能刻划出心理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8]这可能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学写作观,但我想问的是,这种写作观在今天的法国还有市场吗?中国在1980年代中后期经历了先锋文学阶段后,又逐渐回归到现实主义传统之中,法国文学有没有这样一种回归?
娜塔莉·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1900-1999)
米隆:这个问题需要问文学老师,因为在文学上我们才会贴这种标签,说巴尔扎克的写作就是现实主义写作。对我而言,哲学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说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萨洛特是新小说的代言人之一,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新小说又是什么?罗布-格里耶批评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描写,但是将巴尔扎克的写作仅仅归为描写也实在有些简单粗暴。在2014年,当我在写《为了一种生态理性批判》时,仔细研究过《人间喜剧》的前言。为的是理解巴尔扎克究竟是怎样在这篇文本中预示社会学中发生的所有重要运动的。对我而言巴尔扎克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提供了一种有别于现实的视角。而萨洛特也在讲同样的事,她让我感兴趣的正是她解读语言现实的视角。
至于法国当代文学中的这种对现实主义的回归……我以2018和2019年为例,诸如一些类似于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9]的作家。我觉得根本不是这些作家的写作本身有多好,而是我们借助这些“作家”来展现一个正在解体的社会的病症。但是维勒贝克因此便算得上作家了吗?他总是在这些现实的陈词滥调上做文章,例如讨厌穆斯林,憎恨巴黎小资情调,这根本不是写作,我们只是停留于一种表面症状与热点罢了。这些诸如维勒贝克、诺冬(Amélie Nothomb)、达里厄赛克(Marie Darrieussecq)的作家,其作品只是提供了一种解读社会症状的方式,左拉和福楼拜与他们有着天壤之别。现如今,描写社会热点与病症就可以造就作家;而在十九世纪,作家会深入反思社会症状,将之概念化。就如德勒兹所言,有个生病的祖母就会让我们成为作家吗?对我而言,文学不是这样,文学是一个询问与质疑的空间。借用布朗肖在《陌生与陌生人》(? L’étrange et l’étranger ?)中所说的,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哲学,什么又是诗歌?文学就是一个提出问题却不做出解答的空间。
[法]阿兰·米隆:《为了一种生态理性批判》(Alain Milon, Pour une critique de la raison écologique, Paris,les éditions Circé, 2014.)
赵勇:刚才我们大都在谈论哲学的“非连续性”传统和文学的“私语”传统,那么在文学发展中,是否可以把另一类型的写作叫做面向“公共话语”的写作,即这种写作是为了回应人们关心的现实问题。这样,萨特的“介入文学”是否就属于这种类型?“介入文学”自然有“介入政治”的意味,因此它被人诟病,甚至遭到了阿多诺的批判,但我觉得“介入文学”还有“介入现实”、“介入当下”的意涵。如果在后一层面考虑,您觉得萨特所谓的写当下,为当下写,为大多数人写等观点在今天还还有无现实意义?
米隆:这个问题涉及个人对文学的理解,您认为文学的首要功能是介入呢,还是它有别的使命?显然,如果研究布朗肖的话,我们只能站在萨特的对立面。以布朗肖的《文学与死亡的权力》(?La littérature et le droit à lamort?)中二人的论争为例,布朗肖批判了萨特《什么是文学》中的观点。萨特认为我们不应该沉浸在语言的形式美学中,应当“称猫为猫”。沿着这个逻辑进一步讲,文学的首要功能就是介入。可是话说回来,我们也不一定必须站在布朗肖和巴塔耶这一边。比如布朗肖批判介入文学,说我们无法“称猫为猫”,因为虽然猫不可能是狗,但是猫有可能是“非猫”。在这种可能性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丝介入的影子。
我理解那些对萨特感兴趣的人,但是在萨特和加缪之间,我更倾向于加缪。萨特让人不悦的地方,首先在于意识形态方面,他本质上还是个斯大林主义者,而且他在晚年甚至还为波尔布特(Pol Pot)[10]辩护,态度相当暧昧。其次,对于加缪他一直有种优越感,一种高师学生面对哲学本科生的优越感,一种巴黎人面对阿尔及尔人的优越感,后者源自于萨特强烈的殖民主义心态。最后,他这种殖民意识形态发展出了一些让人极度怀疑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那些《原样》(Tel Quel)杂志社的毛主义法国知识分子身上也能看到。这些人去过一次中国,简直就是《蓝莲花》里的“丁丁在中国”。当然这次《原样》杂志社知识分子的中国之行中,这批法国人不同的态度也很有趣,比如巴特就偏爱日本,说他偏爱日本的讲究而讨厌中国的粗俗,这很搞笑。如果借用萨义德的术语,这都是些东方主义的东西,我们不能从这些东方主义色彩浓厚的西方知识分子视角出发看问题。还有戈达尔的《中国姑娘》中也体现了毛主义倾向。我们当然可以说退一步保持距离看问题是容易的,但是依然有些人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巴迪欧和红色高棉,“恐怖罪行的辩护律师”维尔热斯(Jacques Vergès)[11]……
萨特和波伏娃1955年在北京
赵勇:上面这个问题可能关联着萨特的角色扮演。我记得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在《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说过:“作家和知识分子是分开的。作家走作家的路,而知识分子则有时通过一些文章和剧作,为伟大的事业奔走呼号。”[12]意思是当萨特扮演作家角色时,他就去写《文字生涯》、《自由之路》等作品,当他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时,写的是《境况种种》中的政论文章或戏剧作品。这种情况很像中国既写小说又写杂文的鲁迅。您觉得这两种角色可以分开吗?1968年“五月风暴”时,罗兰·巴特因“结构不上街”(les structures ne descendent pas dans la rue)而被学生嘲笑,萨特因走上街头而受到学生欢迎。但后来的情况是,萨特在法国似乎早已被人冷落,倒是巴特《写作的零度》中的那种写作观更有生命力。我想请教您的是,您如何看待左拉-萨特式的知识分子传统,或者您如何看待作家所扮演的知识分子角色?这个传统在今天的法国是一种怎样的情况?
米隆:巴特让我一直比较惊讶的地方,在于有人居然会对他的这种写作感兴趣。在《友谊》(L’Amitié)一书中,布朗肖写了一句既微妙又对巴特很不客气的话。面对那些研究符号学、语义学的人,布朗肖用这么一句话来概括他自己的立场:“符号空洞的至尊性”。我甚至不想谈巴特对于中性概念粗浅的解读,他对于中性的讲授实在是有些“魔怔”……当然这也是观点与立场的问题。我有些同事与朋友都是巴特专家,认为这个领域大有研究价值。我对此很困惑,不能理解。当读过布朗肖谈中性的文本后,我看不出巴特对中性的论述还有什么价值。
[法]布朗肖:《友谊》(Maurice Blanchot, L’Amitié, Paris, éditionsGallimard, 1971.)
谈到萨特,当然对巴特的研究热情并不意味着萨特就不时髦了。不过说某个作家时髦,这本身就很有问题。我不知道现在萨特是否比巴特重要。在哲学领域,相比于巴特我们当然更对萨特感兴趣。我并不想诋毁那些研究文艺理论的文学系同事,我只是想说我们的诉求和期待是不同的。当我们在研究概念时,萨特可挖掘的东西肯定多于巴特。当然我也明白,类似于热奈特、克里斯蒂娃、巴特等人的东西可以作为文学研究实践操作的工具。不过也应该思考一下这些批评理论,或法国学派,譬如德里达,是如何诞生并被美国学界所使用,然后又如何返回法国学界。我以为,在哲学领域我们是在研究概念,因此读的是斯宾诺莎和康德;但是在文学领域我们研究的是别的东西,因为文学不探讨概念。当然文学研究也需要一种相对严格的理论表象,于是在研究中我们也会谈到各种观念,因此催生了各种批评理论。可是观念(notion)与概念(concept)是不同的。不过这是个人观点。在我看来文艺理论是没什么价值的边角料,因为它不研究事件(événement),而是研究新闻时事(événementiel),我们远没有触及核心。我自己研究哲学,是为了试图理解概念机制(dispositif conceptuel)。而如巴特那样搞文学批评,我觉得恐怕我们并没有进入到概念机制当中。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
至于知识分子,这是个相对晚近一些的概念,我们通常将其源头追溯至德雷福斯事件。但是十九世纪末的知识分子肯定和2019年上电视的小丑是两码事,无论哪路蠢货,只要一上电视,便通过这种媒介变成了哲学家或者知识分子。我们可别忘了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这句话:“媒介即信息。”无论如何,当我们不再需要思维中介(médiation),而是完全处于媒体世界(médiatisation)时,“就什么都完了”。哲学是长期的研究,而电视是当下的、即时的,这是两种毫不相干、无法调和的时空概念。在电视或广播上声称研究哲学,这就是出洋相。哪怕是这一上午咱们做的这个访谈,也只是一个短期工作,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返回到文本之中去思考各种问题。刚才咱们聊了《道德经》,要讲清楚“道”是什么,就需要从它的词源,或者从它的汉字发展说起,来展现其中的复杂性。而即时性的东西根本容不得任何复杂性存在。
德雷福斯事件(法语:Affaire Dreyfus),或称德雷福斯丑闻、德雷福斯冤案,是19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一起政治事件。事件起于一名叫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法国犹太裔军官被误判为叛国,法国社会因此爆发严重的冲突和争议。此后经过重审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事件终于1906年7月12日获得平反,德雷福斯也成为国家的英雄。上图为1895年1月13日法国《Le Petit Journal》副刊画报上描写剥夺德雷福斯军衔的画。(维基百科)
赵勇:最后一个问题:中国学界对于您所谓的“非连续性”传统还不是很熟悉,对布朗肖、巴塔耶等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也只是处在起步阶段,但这个传统显然是非常重要的。针对这种情况,您觉得中国学界怎样做才能更好地接近这个传统?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您对中国学者有怎样的建议?
米隆:我只有一个建议,就是警惕那些流行的东西。总体而言,最好远离所有那些流行的东西,尤其是在哲学和文学领域里。现在的电视和广播制造了太多杂音,而一个人变得知名就是因为这些杂音。媒体的危害,不在于它告诉我们要去思考什么东西,而在于它将要思考的深深烙印在我们的思维中。在社交网络上也是同样的道理。然后,我们一定要明白,哲学不是二十世纪才出现的。抄近路阅读的代价非常惨重,如果在某些阅读与研究上面抄近路,只会自食苦果。此外,所有那些职业评论家(即伪哲学家或伪研究者)也都不是什么好现象,很值得怀疑,因为他们只是重述了那些已经被写过千万次的东西。不要指望人类的愚蠢与无知,以为大部分情况下,当人们说“看,这是新东西,这很有趣”时,就会造就一个时髦的知识分子。因此,要对所有这些保持警惕。
此外,我对布朗肖感兴趣是因为,他以自己非常独特的方式重新思考了很多已经被言说过的事。此外,我很喜欢这种表现出“小龙虾的爬行”的写作。因此,如果这些作品还没被翻译,那就是个问题了。中国学者应该努力让这些东西得到翻译,并且要翻译得好。我知道布朗肖的很多作品被翻译成了汉语,但是许多东西都翻译得很差。当然翻译布朗肖的作品,难度可想而知。不过哪怕翻译得很差,至少作品的核心思想还在。可是如果还没有翻译,那就需要中国学者们阅读法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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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邓冰艳:《从“死亡空间”到“文学空间”——论布朗肖的“中性”思想》,《外国文学》2018年第5期。
[2] 这一概念,国内的普遍译法是“少数文学”。但是mineur与minorité在法语中,不仅有“少数”的意思,也有“未成熟”的意思,而德勒兹和伽塔利的理论也是建立在这种意义复杂性之上。在下文中,米隆教授几次强调了这一文学概念并非意味着少数群体的文学。因此为避免产生歧义,这里采用了更字面化的译法,即“小文学”。下文涉及到的“小语言”同理。——译注
[3] 卡尔梅洛·贝内(1937-2002),意大利现代作家、导演、演员。《叠复》是对莎士比亚剧作《理查三世》的改编,而德勒兹则为该作品写了一篇评论。——译注
[4]Samuel Beckett,Nouvelles et textes pour rien, Paris,Minuit, 1958, p. 129.——译注
[5] 此处米隆教授所谈论的问题立足于traduire一词的不同含义,在日常用语中,它既是“翻译”的意思,即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也可以指“表达”,即表达某种想法。下同。——译注
[6] 马塞尔·孔什,1922年生人,法国当代哲学家,主要研究方向是古希腊哲学。他也涉足过东方思想的领域,翻译并评注过《道德经》。但是孔什不懂中文,他的译本是把其他不同译本综合一下,从多种译本中提炼出自己的翻译。——译注
[7] 参见[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8] [法]纳塔丽·萨洛特:《怀疑的时代》,林青译,见《法国作家论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89页。
[9] 米歇尔·维勒贝克,1956年生人,法国当代作家,2010年凭借其小说《地图与疆域》(La Carte et le Territoire)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其作品多涉及法国当代社会问题与热点事件,而法国对于他的评价也存在一定的争议。他在大众与媒体之中广受好评,被认为是法国当代作家的代表;但是学界对其评价却相对保守。——译注
[10] 波尔布特(1925-1998),柬埔寨政治家,1963-1997年为红色高棉实际最高领导人。——译注
[11] 雅克·维尔热斯(1924-2013),法国律师,尤以为犯下反人类罪行的战犯做辩护著名,人送外号“恐怖罪行的辩护律师”。——译注
[12] [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闫素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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